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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軍：我們的流亡太缺乏精神的品質
我今天有意不準備就發言，以免發言不是有感而來入了俗套。二十年前，我在復旦大學畢業前夕，在彼此的留言冊上為一位關係密切的同學題詞道：十九世紀晚些的時候，歐洲流放了三位偉大的詩人，法國流放了雨果、英國流放了拜侖、德國流放了海涅。這位同學以赫爾岑的一句話回答：於是一個商號雇員的位置因此而準備好了。
大概是對命運的預感，早年的話後來被應驗，儘管商號雇員的身份我一直在逃避著。我出國時間比在座的多數都長，最初不願用流亡形容自己的處境，因為我怕玷污這個詞。總覺得流亡有一種詩意的內涵，指的是一種悲劇性的精神體驗，而不是肉體上單純的與母國的分離。另外也不願將個人所須承擔的諸多責任，用流亡的藉口推脫或遮掉。
現在回顧這段人生生活經歷，不得不承認流亡是個事實，只是我們的流亡太缺乏精神的品質。比較其他民族的流亡者，我們未能將各自的境遇變成某種文化創造的源泉，來與其他的流亡者對話，並豐富這一文化。對我們，流亡只是統治者在空間上放逐它的反叛者。專制制度的存在，迫使一批優秀的人物站在其對立面與之對抗，以維護社會的正義和獨立人格的尊嚴。然而這種被迫的對抗關係，使專制體製成為我們這些反抗者人格的天然塑造者。反抗使我們生活和心靈有了可以認定的意義，但也使我們可悲地成為這種制度的衍生物，與其共生，受其影響，以其定位自己的存在價值，由其塑造心靈世界。
如果我們僅僅成為這個制度的反抗者，象判定的那樣不多不少的話，那我們注定會成為有缺陷的人。我是說，我們應當想一想，我們能不能超越這個時代和這種制度加在我們身上的負擔，在反叛的同時有另外的比單純反抗更寬廣、更豐富意義的人生價值和心靈品質的選擇？我想起前蘇聯的阿赫瑪托娃那批詩人作家。她們儘管無力抵抗迫害和毀滅，但始終堅守對精神文化的熱愛，知道他們的私人創作終有一天會成為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份，由此她們得以超越了時代與政治強加於她們個人的屈辱，創造了比歐洲文化還卓越的成就。對比她們，我們太缺少其他的精神資源和感受力了。
反叛者不能以被反抗對象的存在作為確立自身價值的前提，不能成為兩者互相映照的他者，否則專制在文化意義上也獲得了勝利。我們需要有其他的出路，其他的追求來超越極權政治對我們的侵犯。
平時我讀中國異議人士的作品，一般都是大的敘事方式。除了將一切置於政治背景中予以討論外，少有個人的體驗，和豐富的心靈展示。在這類的敘事中你難找到真實的人生故事。其實我們在座的每個人都有很深的心靈體驗，我們都有流亡的孤獨、思鄉和痛苦，我們都為不能回到魂縈夢繞的祖國而感慨。
前些時候，王若望先生去世，我們都很難過，這本來是很有複雜心靈感受的事，但表述於世的卻僅僅是一個政治事件，沒有個性化的人情故事。誰也不知道在公眾視野的背後，真正對個人構成挑戰的究竟是哪些生活困境。在高度政治化的表述中，你可以置換掉任何人，都不會影響其面貌。前些時候回國奔喪，看到家庭影集，從五十年代到今天，都是時代氣息和由社會定義的形象，好像一部政治史的縮影或流水帳，與周圍別人無異，換上任何人都行，沒有家庭獨特的故事，沒有獨特的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因而變的沒有了可以追尋的歷史。
我們今天可以記住的那些流亡者，是因為她們有個人的故事和體驗，有他們對其遭遇的更深刻的一些揭示，才使得他們個人的經驗轉化成了人類可以認同的共同記憶。
今天沒有人會在乎十五世紀一、兩個種族在一次野蠻的戰爭被殘忍的消滅，除非，有一個人能將他個人的感受體驗寫出來，使這場種族毀滅被賦予了某種的精神緯度，它才不是無意義的。一個事件的意義，它的重量必需通過個人敘事的方式才能實現。
問題是，作為中國諸多歷史事件參與者和見證者的我們有沒有能力將自己豐富生活歷程，用獨特的、有想象力的方式揭示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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