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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中國轉型難度大大增加了（修正稿）
剛才賓雁與陳軍講的不是一回事。賓雁講的是現實發展。
我與很多人看法不同。很多人認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空間﹔目前的經濟發展和改革會為政治和平開放轉型創造更好的條件﹔今天的發展是導向未來民主自由的過程的必要環節或有益?節。我總擔心﹐這種只經濟改革不政治改革的改革已經走進死胡同，就象在高速公路上開車，走錯了路，可是沒法改，非一條道走到頭，出了大麻煩，付出大代價，才有轉入正軌的機會。
許多人在討論中國的問題和發展前景時總是借助其他國家的例子和由這些發展經驗而來的概念和模式來觀察分析中國﹐什麼拉美模式､東亞模式﹐印尼模式、什麼中產階級或市民社會導致民主自由。但我認為﹐這些概念和模式都是生搬硬套﹐不足以描述中國的真實情形﹐會誤導我們忽視自己的致命問題和艱難困境。其實﹐中國就是中國﹐中?自己自成為一個獨特的故事和有其獨特的發展困境，??人們會講“中?模式”。
例如﹐現在有不少人說中國還不能實行自由民主，因為中國現實問題太多太復雜，象腐敗、貧富懸殊等等，一實行自由民主就要亂。可是，這些問題不正是長期以來拒絕自由民主堅持專制堅持高壓造成的嗎？放在二十年前，一般人沒這麼憂心忡忡，"六四"前一般人也不這麼憂心忡忡，"八九"學生上街，當局說是動亂，絕大多數人都不能接受嘛。這中間固然和當時人們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或想象比較簡單化和過於理想化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矛盾不那麼尖銳不那麼復雜，當時的人們也更理性，更有同情心和正義感，更質樸。在當時，實行轉型的難度相?小得多。今天﹐由於中共拒絕和鎮壓了二十年﹐整個社會墮落腐敗﹐人們也世故自私﹐轉型難度大大增加了。
八九年民主牆時期，中國青年雜志邀請部分民刊人士座談，我在會上講了一段伯慮憂眠的典故。《鏡花緣》中有個故事﹐有個伯慮國，國人害怕睡覺，以為睡覺就會死亡，所以他們用盡種種辦法不讓人睡覺，有人實在打熬不住，一覺倒下，旁人非要把他折騰醒不可，這樣，總有一天，別人一倒下，再也喊不醒，果然長眠不起了，於是他們就更害怕睡覺，更要防止人們睡覺，於是就有更多的人這樣死掉。本來明明是睏死的，他們卻偏偏認定是睡死的。
伯慮憂眠的故事很能說明政治開放和社會穩定的關系。專制政權會導致自我實現。它以穩定的名義實行高壓，使得社會矛盾越積累越多，越帶惡性，越是有崩潰解體的危險，於是它好象就越是有理由繼續高壓，導致惡性循環。起先它說沒有它的專制高壓社會就要崩潰，是假的，嚇唬人的，到後來就越來越像是成真的了。我早先講過：暴政醞釀動亂，相比於動亂，暴政似乎是個較小的惡，於是，暴政自己就給自己創造出最方便的存在理由。
反過來想想，如果這樣一個建立在殺人和掠奪之上的政權竟然成功地壓下了一切反抗，它會變得多麼驕橫跋扈，多麼得意洋洋，你怎麼能指望著它會主動開展政治改革，實行自由民主呢？
陳軍說的問題我也想過。在流亡中我們很難集中精力追求超越反抗中共迫害的現實鬥爭的更高的精神文化境界﹐我想是有原因的。
其一﹐我們主觀上比?年的蘇俄流亡者更想參與現實鬥爭，更想影響現實進展，因為我們相信共產黨專制已是窮途末路，同時，我們也更覺得和祖國發生的事情有血肉相關的聯系，也有一份沈重的歷史責任感，認為不能放棄對專制的現實抗爭；而當年蘇俄的流亡者對現實變局可能已經徹底絕望﹐因為那時候共產主義正在勢頭上，方興未艾，兩者的政治大氣候截然不同，所以他們?專注於自我與精神世界的建設和創造。
其二﹐蘇俄流亡者對西方主流文化感受到更親密的聯係﹐因而有明確的認同和歸屬﹐把自己看作是?種文化或精神傳統的繼承人﹔他們不僅有父母﹐還有兄弟姐妹堂?表?大爺嫂子一大堆。我們則有認同或歸屬上的困難，我們更象精神上的"孤兒"。
當然﹐陳軍所說的去發掘個人精神世界的故事的確重要。儘管政治事件、?史事件及其是非主要是通過討論、研究和理論以及宏觀?述去處理的﹐而在這方面我們其實做得也還很不夠﹐但是我們的確也需要一些個人心靈世界的故事而不只是概念化的集體經驗去影響人們。就象納粹德國?段?史﹐人們主要是通過?制度的理論分析和對重大事件的歷史記錄。但是，一個小女孩用日記記載了她的直接遭遇和內心感受體驗﹐留下了一個感性的故事，對普通人的心?產生了強烈的震撼──普通人恐怕更需要這類個人的生動鮮活的故事去關注和理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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