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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旁：誰在封殺堅守良知的獨立文化人
我和在座的諸位處境有所不同，沒有被迫流亡的經歷，這十三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國內度過的。不過，有一點又和大家非常相似──從1989年那個血雨腥風的夏日直到今天，我們在現實生存中的命運和在精神世界中的掙紮與升華，無可回避地與"六四"糾纏在一起﹐想分也分不開。
對我來說，十三年前的自我選擇不僅意味著一種與黨天下體制決裂的姿態，也開始了或許在當時還未及思慮的新的人生過程。"六四"鎮壓後﹐人人要過關，尤其是作為共產黨員。當時﹐如果我像多數人那樣說違心話﹐是可以過關的──對中國人來說，做一個“識時務者“是一種自然的選擇，談不上什麼道德和心理的障礙──那樣，可以繼續在體制內有個位置，也許還可以繼續做些條件許可的事情；然而﹐我選擇了不過關。“六四”高潮時的風起雲湧和後來的一潰千里並爭相表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們深浸其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的“群膽”特徵。我意識到，選擇一種反抗的姿態和行為不算太難，而承擔它的後果，負起它的道德責任可能要困難得多。於是，我選擇了與現體制的決裂。
我知道，這個選擇，將使我喪失在體制內發展的全部可能﹐必須尋求在體制外生存與發展的機會與途徑；而在各種資源被高度壟斷的文化界，體制外生存的空間究竟有多大？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存在方式將會面對什麼樣的變化？當時並不十分清楚。
在中國﹐追求獨立人格的條件有時就是這樣嚴峻﹐你決裂的不僅是思想和制度﹐而且是生活方式和謀生手段﹐幾乎是整個人生實踐的大轉向。
剛開始的時候，在體制外生存與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連帶選擇，還帶有一點悲壯感，自以為是在做出犧牲。當多年的實踐歷程過去以後，我確實開始體會到在日常狀態中跳出體制的束縛對真正的精神自由所能起到的作用----一個沒有體制身份的人要在講究體制身份的文化學術界開拓自己的志業，可依憑的身外之物太少了，反求諸己似乎是不二法門。在追求自度度人，自覺覺他的精神境界的過程中，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種可能性開始呈現。其實，身在束縛中，心的飛翔難免會被牽墜;而心在束縛中，身的自由顯然也無從談起。
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身"的解放，何嘗不是在精神上獲得"心"的解放的一種特殊方式？有意思的是，我們為了反抗強權，選擇了一種並非自願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卻使我們找到了反抗強權更為深厚的精神動力──人性的豐滿和心靈的舒展是任何強權與奴役的天敵。
當我們在生活世界和心靈世界嘗試各種可能性的時候，當我們發現自己的生活天地由此而豐富寬廣了許多的時候，反抗強權已經不必成為一件刻意而為的事情，它是豐富的生活內涵中自然而有機的一個部分。
上面的話並不意味著，在文化界，體制外的生存和發展是輕易可為的。恰恰相反，它的現實艱難日增，對自我支撐的精神力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現在回頭想想﹐作為一個體制外的文化人﹐通過體制外的途徑實現自我，影響民眾､社會和環境的最好時機似乎是90年代中期前後。近幾年來﹐隨著文化學術界體制化控制力量的強化，隨著政府對知識分子的利誘威逼政策的進一步實施，空間似乎日益狹窄了﹐實際的操作更為困難。
面對新的中國局勢及其所造成的限定條件﹐89年以來所有的精神資源不夠支援形成新的動力﹔獨立文化人必須在現實中找到新的依託，在精神上獲得更有超越性的資源﹐與體制的抗爭才能是有效的，有建設性的。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雙重的﹕政治權力的迫害和限制以更複雜精緻､但更嚴酷有效的方式壓制生發於民間的文化生機和獨立的人格發展﹐金錢和資本快速地侵蝕一切產生了新的壓力﹐二者還有協同封殺堅守良知的獨立文化人的效果。政治權力與金錢資本各自有獨立的運行規則邏輯﹐自由良知也有自己的規則邏輯。怎樣在抵抗政治權力迫害的同時，學會在市場條件下的有效生存﹐尋求一條堅守獨立自由良知的途徑﹐既能生存､又可以影響民眾､社會和環境﹐是嚴峻的挑戰。
在解決這類問題時﹐我深感，現有精神資源明顯不足，作為現行體制的反抗者，我們有可能期待新的精神資源的開辟給我們帶來現實的力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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