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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浪：尋找心智和性靈生活中新的力量生長點
“六四”十三年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生活與寫作的這十三年時間，差不多恰好前一半在國內，後一半則都在美國。這構成了我稱之為“身位景觀”的一項有趣對照。
在中國時，作為一個文學人的身位，我幾乎一直蜇伏在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地下(文化)社會”，而內心則處在某種類似“流亡”的自由無羈狀態。到美國後，我的社會角色泰半會被定位作曾經激越或仍在激越的“流亡詩人”，但我自審卻發現常態是多年來我僅以狀甚痛苦的團身、蜷曲姿勢“蜇伏”於貌似已然自閉的“心靈工事”之中。
縱然此類“身位景觀”的變易種種令人不悅或稍感滑稽，一個未有更改的現實卻是，我在政治上仍然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六四”至今的十三年，對我來說，固化了也同時“驗證”了這完全屬於我個人的事實。
“六四”十三年以來的中國，充滿史無前例的巨大矛盾。一方面，它是世界上僅剩的最龐大的一個共產極權主義“王朝”；另一方面，它又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版圖中最為活躍的最龐大疆土，儼然將成為又一個“金元帝國”。作為一個個人寫作者、個人觀察者、個人思考者，面對這巨大的矛盾，面對這集極權主義罪惡和資本主義罪惡於一身的“雙頭怪獸”，我有時不免產生一些無力感和無助感。在海外流亡，也許更其如此。
因為無力，才去尋找我們心智和性靈生活中新的力量生長點所在；因為無助，也才使新的提升性力量在那裡圍聚、凸現成為可能。儘管我們已不復上世紀八十年代當年一度所具有的那種自信與激情，而懷疑與批判重又嚴苛地來到我們新世紀之初的日常生活裡。所以，就我個人而言，流亡，從此將不再是失去。
中國正處在劇變的前夜。在大洋此岸的我期待的，與海內外大多數正直的人們一樣，那就是和平變革。有一項前提必須指出，徹底終止諸如造成“六四”流血事件的任何一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這樣的籲請不單針對掌控全部國家機器的執政當局發出，也是籲請海內外關心中國現狀與未來的社會各力量能在此前提共識上協力而為。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中國不可能自外於此。十三年來的風雨披瀝，在我的精神視野、也是我的生命遠景裡，下列十二個字益發呈現耀眼的光輝：當下關切、普世關切、終極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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