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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軍濤﹕反對運動應當與時俱進才能恢復生命力
胡平說的對﹐今天雖然討論的是紀念"六四"有關的精神文化問題﹐但實際上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對社會的道德精神文化的局勢的關懷和評估﹐二是對自我精神世界進行反思。何頻也對﹐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從評估局勢看﹐有三種觀點。一是悲觀﹐共產黨極權統治造成的民族精神世界的墮落使得民主政治改革不僅不被關注﹐而且即使有改革也難以成功。二是不確定﹐除了政治極權之外﹐還有資本主義的變態發展與極權體制的結合造成的複雜局勢﹐使80年代做獨立知識分子本來清楚的路徑和戰略甚至我們的政治､社會位置及努力的目標､方向都模糊了﹔我們似乎迷路了。由此產生的困惑導致不自信的精神危機﹔而且﹐沒有榜樣和精神資源去支援我們尋求新路。三是謹慎樂觀﹐局勢變化確實很大﹐但只是提出了挑戰﹐而且也提供了機會﹔過去的方式不靈了﹐需要新的思路和素質及精神世界去迎接挑戰。
我傾向於第三種看法。我同意,中國在九十年代更墮落了﹔而且﹐這一墮落是由於89年鎮壓後執政者面臨合法性危機蓄意造成的惡性局面。為逃避人民對其合法性質疑﹐執政者一方面淡化對良心標準和堅守正義的精神的討論﹐並堅決鎮壓任何抗議者或異議人士﹐另一方面以對精英開放包括腐敗和不公正的方式牟取現實物質利益的機會來交換其政治支援或默許。這些客觀上造成追求良知和正義的困境﹐加大了未來轉型的風險和成本。然而﹐這些都不是我們信心危機的充分理由。目前的無奈感也多少與我們自身的問題有關﹔不應誇大我們思想和素質的落伍導致的問題為政治上無可救藥的死局。
中國發生的政治和經濟變化﹐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其實﹐邊緣化的不僅是民運﹐而且是整個80年代的政治。鄧力群等老左派比民運還難過。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不僅政治､而且80年代的其他方面的精英也都困難地應付自身發展。92年以來﹐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專業分工格局､文化心態和精英群體正在興起﹔80年代的各方面精英都必須適應變化﹐尋找新的定位與活動空間。
現在也很難說是最壞時期。春秋時期﹐連父子相戮的慘案和父娶子妻的亂倫在諸侯級貴族中都有。今天的中國還不至於﹐李鵬還沒這麼墮落。那時真是政治秩序､經濟秩序､道德秩序和國際秩序都崩潰了。當年孔子仍然奔走呼號﹐重建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而且他雖出身極重鬼神崇拜的殷商民族﹐卻主張以人道救世﹐靠人們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良知作為道德重建的基礎。現在的年輕人也很難說更壞。除了賓雁所說的獨立人格外﹐他們的陰謀詭計和幹預他人的傾向要少。在政治生活中﹐與他們相處比與他們前輩相處更安全﹐更少麻煩。我想﹐問題恐怕象何頻所說﹐還是在我們自己身上。我這些年花了不少時間與普通華僑､留學生學者､年輕人甚至體制內的工作人員交往。我感到﹐我們堅守的方向和原則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他們承認我們的努力和堅守的價值對中國長期發展和未來進步的意義。在大陸﹐賓雁､胡平仍有很高的威望和影響力﹔尤其是在80年代啟蒙中形成思想的人們中。多數衝突及其問題是缺乏溝通和討論造成的誤解。只要我們堅持常識認可的美德與常識界定的禮貌方式去善意溝通﹐多數人即使保留自己觀點﹐也會積極回應討論﹔甚至我們坦率一些､激烈一些﹐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不認為我們面臨的危機是社會外部環境造成的﹐也不認為是我們有不可克服的自身障礙。王丹已經清楚地說明在正常社會中的反對派的價值﹔即使在最好的政治體制和情勢中﹐反對活動也有豐富人們政治選擇可能機會和拓寬選擇空間的功能。在極權體制中﹐這一價值更容易被識別和承認﹔這是監督､反抗､制衡和結束極權體制不可替代的力量。
關鍵是我們要有新的視野和圖式﹔其中﹐對世界及其可能發展前景､大的勢力和政治取向､我們的位置和可能定位､我們與中國主要的勢力的政治關係的潛在合作基礎等問題要有數﹔否則就會碰壁﹐就會有無奈感﹐就會在與主要勢力的發展脫節的同時我們自己在主導大陸局勢中放逐自己出局。有了新的視野﹐還要有新的精神世界和政治智慧去審時度勢﹐制定相應的發展思路﹐在創造性地應用民主理念解答中國困境問題中﹐滿足民眾利益﹐爭取民眾支援。現代化發展中崛起的專業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專業聲譽､社會地位､收入利益與思維心態從根本上是需要開放､規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和程式穩定長期地保障其利益和安全﹔專制社會的專斷蠻橫和缺乏長期穩定的公正秩序﹐與現代精英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是相矛盾的。關鍵是我們自己要能根據中國現實揭示新的問題､創造新的活動方式､採取新的話語,建立新的形象﹔在創造性地應對挑戰中﹐要以艱苦的努力自我更新素質。在這方面﹐流亡有流亡的優勢。流亡者可以觀察更多的國家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可以瞭解這些經驗背後的爭論與創造性設想﹐可以在人類文明發展的至高點上梳理中華民族的發展問題。
關於精神發展榜樣﹐我也不認為缺乏﹔關鍵是我們自己要去解讀和認同。從精神平面看﹐我們面臨的困境不是前無古人的。"陽光底下沒有新鮮事物。"我們可以找到許多與我們類似､甚至比我們還困難的情境﹐其中先哲做了心智兩全的抉擇。關鍵是我們要去認同。首先將其困境解讀､建構成與我們類似的情境﹐然後吸取他們的選擇中表現出的信念､美德､勇氣和智慧。精神世界的傳承關係與社會中的親屬關係不同﹐前者需要血緣聯係﹐後者則僅僅只要我們真心地認同﹐就可以了。古希臘在人種和文化上本來都與當代歐洲人有斷裂﹐但通過宗教理性､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當代歐洲文化不僅在地緣上﹐而且在文化和思想傳承上與古希臘精神相聯係。而地緣最相關的現代希臘反而有些落伍。我剛談到對孔子的解讀﹔80年代初胡平就解讀過蘇格拉底之死。賓雁在80年代創造過一個正義的世界。只要有靈性悟性﹐只要有使命感和精神追求﹐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值得認同的精神榜樣。有了這些榜樣﹐我們會視野更清楚､意志更堅定､心地更明亮﹐精神面貌也會更有風采。
我想即興追究陳軍所說的話的意義。我同意陳軍的看法﹐我們需要更豐富､更個性化的心靈世界和人生故事。本來流亡使我們有可能在更廣闊的時空中有更豐富的精神資源去發展我們的心靈世界。但多數人卻簡單地限定自己的價值為反對專制﹐而遠離本土使得反抗成為空洞儀式化的表演和抽象概念化的說教﹐既沒有被迫害的危險和承擔歷史的重負的形象﹐又喪失了具體鮮活的內容﹐內在精神世界也充斥的怨恨多於愛﹐從而缺乏感人的精神。這是反對運動精神形象衰落的原因之一。但陳軍對阿赫瑪脫娃的故事的意義的開掘卻可以得出兩個不同的努力方向。一個方向是﹐我們需要追求高境界的精神文化世界。我們需要有超越於專制迫害強加於我們的屈辱和比我們反抗專制的活動更寬廣的人生目標和境界。我同意這一點。我一直不願在與專制者同樣的水準上以仇恨哪怕是基於正義的仇恨去與專制者糾纏﹐耗費時間､精力和智慧﹐而總是力圖在與各種力量和思潮就中國困境問題展開認真､誠懇的對話基礎上建立儘量大包容性的政治溝通網絡﹐在我的政治努力中更多地注入正面的建設性訴求。除了政治之外﹐我還力圖在各種人生困境中堅守道義､力求成功﹐並希望創造具有超越政治的精神追求的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相結合的人生經歷。
然而﹐陳軍的陳述中還有另外一個方向﹐這就是提供個性化的內心體驗的故事。這種故事可以打動人﹐但這不必是､而且往往不是高尚的反對者的故事。有時候﹐關於叛徒､懦弱者和逃兵甚至貪官汙吏的複雜､痛苦和可憐的複雜的心裡活動﹐比英雄故事更具感染力﹐更能打動人﹐也更容易贏得同情。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這個世界的多數普通人有類似的人性弱點﹐從而更容易產生共鳴。在這方面﹐反對運動不一定有優勢產生更豐富的精神創造。對於這樣的方向﹐我有點保留。在我看來﹐對有精神品位的人而言﹐追求真善美的真誠意願和珍惜榮譽的羞恥心就可以基本保持其人生品質﹔這裡不需要太複雜曲折的心理活動。而複雜､微妙的心智之間和各種價值之間的平衡﹐又不是外人能容易體會到的。當然﹐觸及到心靈世界的一定深度﹐反對運動在精神境界上比普通人甚至有專業成就的傑出人才有優勢﹐比共產黨的貪官汙吏就更不用說了。
總之﹐在腐敗叢生､社會不安全的中國﹐仍然需要反對運動﹔高速發展和快速轉型的中國﹐比以往更需要反對運動。關鍵是﹐反對運動應當適應條件變化而自我調整﹐要從80年代走出來。執政者已經在92年後調整了一次﹔"三個代表"與十六大表明他們正在進行新的調整。由於意識形態､政體制度和利益結構限制﹐由於歷史包袱﹐還由於必須對當下後果負責﹐執政者調整的餘地不大﹐速度也不會及時。沒有人相信他們能公正解決中國現有問題﹐更沒人指望他們能獨自帶領中華民族建立自由民主體制。自19世紀中葉中國被西方打開大門後﹐重建穩定公正的政體就是歷史性課題。反對運動有寬廣的時空和豐富的資源去為中華民族批判執政者､提出建設性政見､創造新的未來﹔關鍵是我們要學習各國發展經驗､掌握中國現實的基礎上調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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