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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總統也愛詩
【編者按】台灣領導人陳水扁總統5月29日於總統府會見了剛剛獲選為紐約公共圖書館駐館作家的旅美詩人貝嶺。陳水扁同時接受了貝嶺的訪談，回答了貝嶺有關文學與閱讀､台灣的文化傳承與人文社會的建設等問題。陳水扁也就貝嶺特別關注的關於國家安全與新聞和表達自由可能產生的衝突﹐怎樣推動舊體制的改革﹐以及他所提倡的台灣新中間路線的具體內涵等﹐回答了貝嶺的提問。陳水扁也和貝嶺一起交流了為爭取出版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和各自的感受。陪同陳水扁會見貝嶺的還有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林佳龍等。貝嶺的助理張依蘋跟隨記錄了訪談內容。
陳水扁及貝嶺簡介：
陳水扁1951年生於台南縣官田鄉的農家。台南一中､台灣大學法律系均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大學三年級參加律師高考以第一名及格。曾擔任「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辯護律師､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1992年以第一位在野黨員身份當選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1994年當選台北市長﹐為在野黨取得第一位直轄市民選市長﹐被國際媒體TIME雜誌選為世界百大跨世紀政治人物﹔公元2000年3月18日﹐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完成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
貝嶺是詩人､作家､文學編輯和出版人﹐也是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人權工作者。1993年底創辦《傾向》文學人文雜誌﹔1994年起為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為2001年成立的中國獨立筆會中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國際筆會的分會之一)的主要創辦人及執行主任﹔2002年受邀為爾灣加州大學(UCI)新創立的國際寫作暨翻譯中心(ICWT)執行委員會委員。貝嶺將於9月出任2002至2003年度紐約公共圖書館駐館作家。
日期﹕2002年5月29日
時間﹕下午四點至五點半
地點﹕台北，中華民國總統府
貝嶺﹕總統先生，您好。這是我第二次進入總統府，第一次是在1999年夏天，那是在布拉格的捷克總統府，是作為哈維爾總統的客人。今天來和您見面，我是有備而來。首先，我想問您一些感性的問題﹐您當總統後有沒有時間看書﹖假如有，最近看的是那一類的書﹖您也讀詩嗎﹖若有﹐是哪些詩人的詩呢﹖
陳水扁﹕當然﹐有時間看書﹐也有時間運動。事在人為﹐想要做的話﹐一定會想辦法﹐如果你不想做的話﹐有很多藉口可以自圓其說。所以﹐可以看書﹐當然也可以運動。最近看的一本書是剛出版不久的﹐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過去的一個文膽(David Gergen)所寫的《美國總統的七門課》(Eyewitness
to Power)。對我來講﹐可以參考。但是﹐美國還是美國﹐台灣不等於美國﹐所以﹐只能夠參考。
我知道貝嶺先生是中國大陸流亡在國外的一位傑出的､偉大的詩人。對於詩我非常喜歡﹐我過去在臺北市市長任上(1995-1998)曾經推動在公車可以賞詩､在捷運的車廂內展示非常好的詩篇﹐大家可以瀏覽､欣賞﹐不會在車上閑極無聊。另外﹐在兩年前「520」(五月二十日)的中華民國總統就職大典上﹐也請了詩人來朗誦詩篇
(按﹕詩人許悔之在總統就職大典上朗誦其詩〈航向福爾摩莎〉)﹐這是我的夢想﹐我希望中華民國總統的就職典禮上請詩人作家來朗誦詩篇。在去年10月10日的國慶大典總統講話中﹐最後我引用了我們台灣歷史上第一位女詩人陳秀喜女士的詩篇來歌頌福爾摩莎(FORMOSA)﹐偉大的台灣。
這是我們明天要出刊的阿扁總統電子報(向貝嶺展示當期的阿扁總統電子報)，這期比較特別﹐以前的各期扉頁都是紅色的(總統手指電子報扉頁設計)﹐這期因為剛好遇到我們華航的空難事件﹐這麼多人罹難﹐非常的悲慟﹐所以我們用了這樣的一個色彩(按﹕黑白)。這是出版33期以來的第一次。而在我所寫的〈阿扁心情筆記〉裡﹐我引用了另外一位詩人﹐我的好朋友路寒袖所寫的〈發光的靈魂〉這首詩,「發光的生命/流落在空中/發光的靈魂/未來會看得更遠……」.所以﹐你可以瞭解到﹐對詩我真的非常喜歡﹐在我的辦公桌﹐在我官邸的書房﹐桌上一定會有一些詩人的詩篇﹐像詩人路寒袖的詩集《我的父親是火車司機》﹐我的桌上就有一本。另外還有詩人李敏勇的詩集《心的奏鳴曲》等﹐在我的書房還有好幾本我國的或者世界的詩選集﹐像拜倫(Lord
Byron)、華滋沃斯(William Wordsworth)﹐這些抒情詩集﹐比較有空的時候我會看一兩首﹐把它唸出來﹐覺得蠻好的。
貝嶺﹕我也注意到您的著作《台灣之子》的附錄裡(亦即2001年國慶日的演講內容)引用了台灣的台語女詩人陳秀喜的詩。我對台灣的現代詩也不陌生。台灣有一本英譯《二十世紀台灣詩選》(Frontier
Taiwan: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是去年年中在美國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是第一本在英語世界出版的代表二十世紀台灣現代詩的英譯台灣詩選。有關這本書的唯一一篇重量級書評是我應邀為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書評週刊寫的。後來我發現那本詩選被洛杉磯時報評為2001年最好的英語詩選。我蠻意外總統您對台灣很多本土詩人的作品都瞭解。
我一直認為﹐台灣從最早黨外人士和知識份子爭取言論和出版自由﹐到媒體的開放、民營化以及近30年來重要的民主化進程及其經驗成果﹐應該成為中國大陸未來民主化演變的表率和參照。
在我的觀察裡﹐您是台灣歷史上第一位從反對運動中產生的領袖﹐是一個既受制於歷史的包袱﹐也有可能開創新的歷史的總統。台灣已具有民主社會的必要元素﹐如開放而基本公正的議會選舉､總統的全民選舉､媒體和出版的自由。但我仍可看到如政治力介入､賄選等問題。和歐美已有數百年歷史的民主社會相比﹐台灣存在著頻繁的選舉､過度的文宣､街頭造勢及選舉資源的浪費等。我認為﹐一個社會對選舉過度熱衷或過度冷漠都是病態的。台灣社會由於意識型態的泛政治化，常常處在政治高溫中。您作為台灣民主化歷史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和今日台灣的政治領袖﹐我想聽聽您的見解。
陳水扁﹕你也瞭解﹐在台灣我常常是個寫歷史的人﹐也是一個創造歷史的人﹐縱使是在政治這條路上﹐我也總是能夠創新﹐而且敢於挑戰傳統﹐來衝破很多框框和禁忌。所以﹐在從事各項的選舉﹐難免會有一些競選歌曲﹐但是在過去呢﹐大概都會用一些台灣的歌謠﹐台灣民謠﹐稍微改編﹐就用現成的。但是對我來講﹐我希望是創作﹐寫一些新的歌曲。過去競選臺北市長時的選舉歌曲﹐每次選舉一到大家還是會拿出來唱﹐像〈春天的花蕊〉､〈臺北新故鄉〉﹐然後是競選臺北市長連任的〈有夢最美〉﹐接下來選總統還有〈少年台灣〉以及〈歡喜看未來〉等等﹐這些歌都是請詩人先把歌詞寫好﹐其實﹐那些歌詞都是偉大的､膾炙人口的詩篇﹐然後﹐我們再請作曲家來譜曲﹐成為可以傳誦一時的競選歌曲。競選歌曲可以被傳誦的﹐我是第一個。很多競選者也比照去做﹐但是寫得不夠好﹐沒有辦法傳誦﹐這是我感到比較欣慰和驕傲的地方。
所以﹐雖然從事政治﹐但是我也希望跟詩人和作家合作﹐把選舉變成嘉年華會､變成一場音樂會﹐其實﹐我們是把選舉這樣去做的。台灣早期的選舉是一種悲情的訴求﹐因為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時期﹐在很多的禁忌､框框之下﹐很多人都受到壓抑﹐但是我們認為要走出來﹐要走過悲情､要迎向希望﹐帶來快樂﹐我個人心目中理想的選舉文化應該是這樣的。阿扁也希望透過這種對選舉的潛意識﹐慢慢地也可以影響到每一個未來的選民﹐大家都能夠把選舉當作家常便飯﹐不要把它看得太嚴肅。
之二：台灣之子其實不是在說阿扁
貝嶺﹕我在1998年您再次競選臺北市長的那幾天也在臺北。我當時是兩邊跑﹐一邊看馬英九陣營的競選﹐一邊是到您那邊去﹐從當時的氣氛來看﹐我覺得似乎您那邊的聲勢非常大﹐但最後看到的是您落選了。我看到羅文嘉在忙上忙下﹐那時候我還是能夠感覺到一種悲情,也許是您的支持者都太期盼您當選，那個部份我感受還很深。
陳水扁﹕但是我們很快就把它轉化過來﹐我當時的施政滿意度高達百分之七十六﹐這在美國一定連任成功﹐但是台灣的情況非常特別﹐我落選了﹐但是我坦然接受。我還引用了邱吉爾首相(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把它稍微改了一下﹐發表了落選感言：「對進步團隊的無情，就是偉大城市的象徵」。很快的﹐我們就坦然地接受了選舉的結果﹐我叫大家不要哭﹐沒有意義。我認為這是人民的選擇﹐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我們必須要接受。因為﹐你可以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來分析為甚麼選舉失敗﹐但是﹐最後﹐就是檢討自己。所以﹐我沒有任何的責怪。很快的﹐我經過沉潛､經過學習﹐我重新再站了起來。這樣，我們才會有今天在總統府的見面。所以﹐有時候一個人有沒有未來﹐有沒有下一次﹐不是看他當選的風光的一面﹐而是看他落選之後的心情､態度､言行和作為。我們看一齣戲是不是成功﹐並不是正面的看﹐而是看演員在謝幕的一剎那﹐他是怎麼樣地走回幕後。我覺得這一點我是感受良多。
貝嶺﹕是的，競選是民主社會的必經之路，也是成為國家領導者唯一的途徑。總統先生﹐我也很想問您﹐權力究竟會對一個人的生活方式､性格以及思考模式產生多大的影響﹖您從反對運動的參與者和付出犧牲者變成了權力的擁有者，這常常成為當代世界的一種傳奇。從南非的曼德拉(President
Nelson Mandela)到捷克的哈維爾(President Vaclav Havel)，甚至是您，都是二十世紀的一種歷史傳奇。我們都知道，權力會使人傲慢、剛愎，甚至使人變質。您認為自己是一位平民總統，您視自己為「台灣之子」﹐可否請您談談這一巨大的人生轉變中您的感受﹖
陳水扁﹕其實﹐我沒有甚麼特別﹐也不是例外。我曾經說過我是台灣之子﹐其實我說這句話﹐不是說只有陳水扁﹐阿扁才是台灣之子。我的意思是說﹐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每一個人都是台灣之子﹐我只是其中的一個。所以﹐台灣之子其實不是在說阿扁﹐也不是在寫阿扁﹐而是在詮釋､在記錄､在弘揚每一位偉大的台灣人。我曾經把何謂「台灣之子」作了一個簡單的定義﹐那就是﹐「從無到有﹐由下而上﹐在有限的條件裡邊﹐在最惡劣的環境之下﹐我們要開創無限的最大可能」。我相信﹐一部台灣史﹐就是這樣的一部「台灣之子」的血淚史。也一樣的﹐這半世紀以來﹐台灣的演變﹐台灣的成長﹐台灣的進步﹐台灣的人民都經歷了。所以在公元兩千年裡﹐我們沒有缺席。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當世界大部份的國家都已經有了政黨輪替的時候﹐台灣沒有例外﹐至少我們搭上了最後的一班車。在兩千年的最後一年﹐我們終於完成了海峽兩岸幾千年歷史裡邊從來沒有過的政黨輪替﹐台灣做到了。這就是「台灣之子」的精神。其實這也是我所講的﹐是一種作為「海洋國家」的「海洋之子」的精神表現。我常常講﹐台灣跟中國大陸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是一個小島﹐一個彈丸小島﹐這麼小的一個地方﹐我們四面都被大海所包圍﹐在過去﹐我們總是覺得我們台灣是中國大陸的邊陲﹐但是﹐慢慢的我們發現﹐其實﹐我們是主角﹐我們是一個核心﹐我們不是邊陲。因為海洋對我們來講絕對不是足跡的終點﹐而是我們視野無限的延伸。台灣不是那麼小﹐台灣不是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要我們的視野能夠向大海無限延伸﹐其實﹐你延伸多遠多大﹐台灣就有多大。所以我認為﹐有這種心胸､這種氣魄﹐這種宏觀的遠見﹐讓台灣人民會變得更不一樣。所以﹐中國大陸做不到的事情﹐台灣人民做到了。這是我們感到比較驕傲的一個地方﹐也是我們必須要珍惜的地方﹐這種政黨輪替､民主價值﹐這種歷史的意義﹐我們不但引以為榮､引以為傲﹐而且會更加的重視跟珍惜﹐希望能夠作為未來中國大陸民主的燈塔。
之三：陳水扁在獄中的八個月
貝嶺﹕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總統先生，您是不是也認為自己有一種責任，應該把台灣民主演進的經驗､台灣政黨輪替的經驗﹐甚至台灣反對運動成長的經驗和歷史向中國大陸予以展示呢﹖
我注意到台灣目前似乎把對外關係的焦點放在美、日、歐等所謂先進國家上，但台灣畢竟地處亞洲，台灣和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無論在資源、氣候、文明傳統上都有共同之處，而且台灣的歷史和命運與中國大陸息息相關，台灣是否應該更積極地推動和促成兩岸三地華人世界的文化和政治互動呢﹖您常常談到台灣的生命力､台灣的打拼精神﹐我覺得這樣一個台灣﹐更應該包含「文化台灣」的建設和確立。台灣需要有一種優質的民主文化﹐台灣應該向中國大陸､甚至全世界展示的﹐是一種對人的尊嚴具有高度尊重﹐生活方式充份多元和高度文明化的社會。據我所知，這一方面，許多台灣的知識份子和文化藝術界的代表人物如龍應台和賴聲川等人早已開始做了。您作為亞洲地區的民選總統之一，是否也期許自己可以成為亞洲地區有重要影響力和前瞻性的政治領袖和地區文明演進中重要的推動者呢﹖您除了作為台灣的總統﹐是否也期許自己成為一位對整個華人世界有影響力的政治領袖呢﹖
陳水扁﹕我個人首先希望能夠做好台灣的總統﹐但是就如同貝嶺先生剛才所說的﹐我應該不只是台灣本地的總統﹐也希望能夠對海峽兩岸､對華人世界､對中國的歷史﹐我們都能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當然﹐我希望能夠做好華人社會的一位好的國家領導人。相對的﹐我很清楚﹐台灣絕對可以對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和穩定做出貢獻﹐也可以對全世界的人類做出貢獻。這是我所期待﹐也是我所追求的一個目標。
就如同剛才您特別提到的捷克總統哈維爾﹐我對他也非常的景仰。去年十一月﹐我太太有機會代表本人去領取「國際自由聯盟」所頒的2001年的「國際自由獎」﹐在法國的史特拉斯堡授獎﹐之後又有機會到捷克做私人的訪問﹐承蒙哈維爾總統和夫人熱情的款待。我太太告訴我說﹐本來哈維爾總統由於身體不是那麼健康和舒服﹐他想在短暫的會晤之後﹐其他節目就交給哈維爾總統夫人來負責接待。後來他看到我太太坐著輪椅﹐我相信對他來講﹐他也覺得非常的感動跟敬佩﹐所以﹐後來我們最敬愛的哈維爾總統在我太太整個接下來的行程中從頭到尾陪到底﹐花了好幾個小時跟我的太太在一起﹐這是我非常感激和感動的。
我相信哈維爾的一生就像他在《獄中書簡》(Letters
to Olga)寫給他的太太的信一樣，這些心情故事､信念和理念﹐我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摸得到。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一共四年﹐(哈維爾)在牢獄裡面﹐我個人可以深切感受﹐因為本人也曾經坐過八個月的牢﹐當然﹐比起四年是小巫見大巫﹐但這些都是人生非常難得的﹐用金錢買不到的經驗。因此﹐我可以感受得到﹐正如哈維爾總統所說的﹐因為坐牢﹐讓他有機會可以更貼近那些受到壓迫的､迫害的﹐受到凌辱的人。而且讓他清楚地看到﹐也只有這種自由的､文化的思潮﹐才是對極權主義､威權統治的致命的衝擊。這讓他更堅定信心﹐要捍衛作家詩人能夠創作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所以﹐個人有幸﹐這不是不幸﹐而是有幸坐牢八個月﹐尤其我是一位人權律師﹐不曉得曾為多少人作過辯護﹐只是沒有想到一個辯護律師有一天會跟他所辯護的當事人關在一起。這種心情是非常矛盾和複雜的。但是﹐在獄中八個月﹐我過得非常充實﹐因為我有機會看到一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需要律師的人其實不在外面﹐而是在獄中失去自由的這些人。
很多人因為找不到律師﹐沒有錢請律師﹐也不曉得好的律師在哪裡﹐所以平白無辜的遭遇這種冤枉的牢獄之災。有些人可能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呢﹐不應該被判重罪﹐如果有好的律師幫他辯護的話。在裡邊﹐我跟很多的死刑犯﹐那些被判一個死刑､兩個死刑﹐甚至三個死刑的死刑犯﹐關在同一個牢房裡面﹐你會了解到他們的這種心情﹐我相信﹐有些人﹐如果人生可以再來過﹐他們不會再讓同樣的事情發生﹐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但是﹐對他們來說﹐這些似乎都悔之晚矣啊﹐因為﹐不可能有讓他們第二次選擇回到社會的機會。
在裡邊八個月﹐由於身份的特殊﹐我沒有辦法和他們一起下工廠工作﹐但還是有機會跟他們一起聽聽一些心理輔導﹐以及一些相關的宗教人士給我們講一些道理。
我相信﹐一個律師跟這些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的重刑犯一起在聆聽宗教的教義﹐有時候心情上是非常複雜的﹐也讓我更看清﹐確實﹐是有這種需要的﹐他們是無助的﹐他們是很無辜的。
之四：我們寧願有新聞自由﹐而犧牲國家的安全
貝嶺﹕您說到人的自由﹐我認為，除了最基本的溫飽﹐最重要的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這些都是民主社會最基本的要素。其實﹐台灣本來在新聞自由上是被國際社會賦予很高評價的。可是，不久前﹐由於媒體披露了國安會和國家安全局在您前任政府時期的秘密撥款項目﹐並使沒有立法院監督的大筆所謂國家安全費用和外交運作費用在媒體曝光。隨後，國安局起訴《壹周刊》等媒體､檢調單位搜查《壹周刊》辦公室､傳訊媒體記者等﹐在國際間引發相當大的反響﹐甚至產生了對台灣社會民主化及媒體自由程度的置疑。當然﹐我們也會注意到﹐作為總統﹐您怎樣去面對這樣一個情形。當然﹐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您不可能直接去指揮檢調機構﹐因為它們是分立的。
我也記得，您曾經在新政府執政遭遇困難與挫折時，發言要求媒體不要唱衰台灣(多當喜鵲)，我想﹐作為總統﹐怎樣在所謂國家安全利益的和言論表達自由及新聞自由中求得平衡，是對後極權時代、甚至反恐怖主義時代民主政府的嚴峻挑戰。美國在911恐怖攻擊之後﹐布希政府頒佈一系列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理由的限制公民自由、收緊移民和難民政策以及減少國際間正常交流的緊急措施﹐已引發許多重要知識份子和意見領袖對於美國社會最重要的民主､人權､自由等立國之本是否已遭嚴重侵犯和挑戰的憂慮﹐同樣地﹐我也關注著台灣的情形。
我曾在阿扁總統電子報上看到令我動容的話﹐您引用美國先驅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如果讓我在有政府､無媒體和有媒體､無政府兩者之間做一個選擇的話﹐我寧可選擇有媒體､無政府。這段話，也是我在中國成長的經歷中感受深刻、也深切認同的。我知道您早年為爭取台灣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所付出的代價，也相信您內心深處的理想和堅持。當然﹐您現在已經是一位總統﹐但我想聽您再談談您的想法。
陳水扁﹕個人有幸在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道路上能夠有所參與跟扮演。其間為了爭取政治上的自由﹐包括組黨的自由﹐包括國會必須由人民直接來改選﹐甚至國家領導人也必須由人民直接選出﹐我們真的作了很大的付出跟奮鬥。政治上的自由﹐我們得到了﹐但是相對的﹐其他的自由﹐包括人民可以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如何做好治安的維護﹐一些公共安全的確保﹐讓大家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沒有任何的恐懼。包括這次飛安問題﹐有關華航不幸的空難事件﹐個人非常的難過﹐因為讓這些搭飛機的人沒辦法免於恐懼﹐沒有辦法保障他們這種百分百的人身自由､財產的自由﹐家人幸福美滿的自由。一樣的﹐我們也了解到﹐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是只有物資上的生活﹐也應該包括精神上的生活﹐像我們的作家詩人﹐要有百分之百的創作自由﹐出版家､作者﹐他們要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出版的自由﹐這些我們都應該要念茲在茲。從威權走向民主﹐這是我們不可能去忽略､迴避﹐而是必須要勇於面對﹐要能夠有所追求的﹐以便能夠達到這個關鍵點。個人也曾經為了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在戒嚴時代辦雜誌﹐最後卻為了追求百分之百的自由而失去自由﹐入獄八個月也是這樣來的。
當然﹐在目前﹐我已經是總統﹐我的職責﹐我的義務﹐特別我的出身是從反對黨､從人權律師到今天﹐這也是為甚麼我要在兩年前「520」的總統就職典禮上特別把人權立國的理念揭出﹐把它作一個公開的闡揚﹐以宣示個人的信念和理念﹐將追求人權變成台灣在二十一世紀新的指標。這段時間﹐個人正在推動「與世界接軌」﹐期望通過國家人權委員會這樣一個設置。這一委員會已於日前「520」的前夕正式掛牌﹐國家人權紀念館也已經開始籌備﹐並請早期的人權分子柏楊先生來主持。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努力的﹐包括把國際人權法典台灣國內法化﹐變成台灣的人權法典﹐並與世界人權組織作一些交流跟合作﹐目的是提昇台灣人權的視野､人權的標準。人權的標準必須要與世界同步﹐當然﹐我們目前還是不滿意﹐因為我們做得還不夠多﹐做得還不夠好﹐其實﹐人權的工作是永遠沒有止境的。縱使先進的民主國家如美國﹐它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貝嶺﹕對﹐尤其是911恐怖事件發生以後。
陳水扁﹕所以，有時為了國家的安全﹐必須限制包括本國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但是﹐對台灣來講﹐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並不是必然要矛盾､衝突､或必須要對立的。其實﹐可以並行不悖﹐因為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和人民賴以維繫和生存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一樣的﹐新聞自由也是一個國家的民主進步非常重要的關鍵。沒有新聞自由﹐這個國家不可能是個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家﹐但是﹐沒有國家安全﹐又如何來確保新聞自由呢﹖這一點可能也是必須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個人認為﹐二者彼此之間並不衝突。然而﹐絕對不能夠假借國家安全這樣一個名義﹐或把它當作一個藉口﹐或祭出所謂國家安全這樣的一個旗幟﹐這樣就要壓迫﹐要挫傷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我認為這岌岌可危﹐千萬不可。如果二者之間有矛盾､有衝突﹐我們寧願有新聞自由﹐而犧牲國家的安全。這就是為甚么我說寧可有媒體﹐而無政府﹐如果二者之間沒有辦法兼顧的情況之下﹐我寧願選擇這樣的結果﹐這是最基本的思維。至於台灣所發生的國安泄密事件﹐基本上那是一個個人(劉冠軍)泄密犯罪､叛逃的一個事件﹐台灣既然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當然有法律､有國法﹐他犯了甚么罪﹐要接受甚么樣的國法制裁﹐我相信作為總統﹐我也沒有任何的權力可以去指揮､去干預司法的獨立審判。我們必須要尊重檢調單位的調查﹐而且必須對給予高度的尊重﹐否則﹐如果以我說的算﹐那今天也不必有司法了。如果我干預獨立的審判和獨立的調查﹐我相信這是我對人權最大的傷害﹐這點我不能做﹐而人民也不可能容許我這樣做。所以﹐有人問那我可以做甚么﹐其實﹐我要做的就是尊重司法。我要做的是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今天不只劉冠軍犯罪要受罰﹐任何一個人﹐管他過去的背景如何､他的地位有多高､他的背景有多硬﹐甚至過去對國家有多麼大的貢獻﹐只要他觸犯法網﹐人人平等﹐都要接受國法的制裁﹐這一點我們絕對不會有任何的袒護。另一方面﹐以媒體來講﹐我也一直希望﹐就像我過去曾經在《世紀首航》一書裡特別提到的「新中間路線」﹐它也包括媒體的「新中間路線」。講到媒體的「新中間路線」﹐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了解到報導平衡的重要性﹐我相信做媒體的他們都要比我來得清楚﹐換句話說﹐我們追求百分之百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創作自由﹐但是﹐相對的﹐媒體專業的自我要求這點也非常的重要。
我曾經提到﹐是不是應該考慮到媒體的五大新中間路線﹐包括﹕第一､負面和正面的平衡。你報導負面的﹐那是不是正面方面也需要做部份的､適度的填補。
第二､自由和自制的平衡。
第三､速度跟深度的平衡。不要一味的快﹐深入的報導跟平衡有時候也是蠻重要的。
第四､本土跟國際的平衡﹐不能只有台灣內部的新聞﹐但是完全沒有國際觀､國際視野﹐所以﹐本土和國際要平衡。
第五､災難跟幸福的平衡。沒有錯﹐災難要報導﹐但是溫馨､感人的人與事物是不是也值得公諸給社會大眾﹐好讓大家可以了解､學習並效法。
這五大點是本人一直在呼籲的。當然﹐我沒辦法去指揮﹐沒辦法去影響﹐但是﹐可以提醒大家﹕「是不是可以？請您想一下」﹐作為一種自我鞭策﹐慢慢的可以做到自律﹐可以變得更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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