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大導演張藝謀執導的首部武俠大片《英雄》講述的是四個刺客的故事。在殺與不殺之間，他們做出了生死抉擇。無論是殺身成仁，還是默默放棄，他們讓人開始重新思考究竟何為英雄。
刺客列傳
司馬遷在《史記》的《刺客列傳》中塑造了刺客的英雄形象。其影響延續至今。在中國人的影片中，關於刺殺，都偏愛以秦朝為背景，刺殺秦王的刺客往往成為故事的主角和人們心目中的英雄，為人千古吟頌。
《英雄》是部以刺客為主的影片。和其他許多抱著大無畏精神的刺客一樣，無名(李連傑)有著深厚的刺秦救趙情結，盡管歷經艱難，還是等到了和秦王面對面的時刻。而刺客殘劍(樑朝偉)曾刺殺秦王，卻自願放棄，並執著地護秦。這為與他相愛的飛雪(張曼玉)所不理解。無名從一心要置秦王與死地的刺客到終於明白殘劍的良苦用心，成全秦王，以及殘劍和飛雪愛情與國恨家仇糾纏難解的矛盾和感情沖突成為影片的主線。盡管理解不同，這些刺客最終都犧牲了自己，成就了大業。
新快報發表由珊珊的文章說，張藝謀在《英雄》裡冒了一個大險。如果殘劍和飛雪的糾葛與死亡只是為了烘托無名忍辱負重的英雄氣概，那最後無名放棄刺殺秦王而自動選擇死路的行動，無疑是把秦王最終推向了真正英雄的位置。這個結尾對於觀眾的心理而言，是個挑戰。張藝謀要給"英雄"二字重新定義。在他那裡，英雄不是雄姿勃發，陽剛慘烈。而是承擔最多罵名的人。所以，殘劍和飛雪是英雄，無名是英雄，秦王則是英雄中的英雄。
和《英雄》恰恰相反，陳凱歌的《刺秦》裡，秦王是一個變態猥瑣的懦夫，為天下所鄙夷。於是，刺殺他的荊軻成了英雄。
《刺秦》的故事情節是﹕燕太子丹將流落燕國，悔過自新的遊俠荊軻作為刺殺秦王的最佳人選。荊軻隱藏在市井之中，發誓永不殺人，不願前往。秦宮內，秦王贏政的暴虐日益顯露。由於身世之謎被與母後有私情的長信候道破，他粉碎政變，車裂長信候，放逐母後，殺宮滅口，更忍痛逼親生父親呂不韋自盡......秦王的背信棄義和心愛女人的悲劇終於震撼了荊軻，他踏上了刺殺秦王的路。
導演陳凱歌說："我只想把我對人性與權力的理解拍出來，把我的寄託和想法融入故事裡。"所以觀眾看到的《刺秦》是陳凱歌的《刺秦》。很多觀眾看完電影後不知道導演究竟想通過這部完全與娛樂無緣的影片告訴人們些什麼，因為他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讓人欽佩、喜歡甚至是憐憫的人物，盡管演員們表演得都非常出色，但不明白他們塑造這些歷史人物形象出於何種動機，想對現代觀眾起什麼積極作用。陳凱歌重新詮釋了他所理解的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也顛覆了人們心目中傳統的帝王和英雄。
高漸離在《秦頌》裡嚴格說來算不上是一個刺客，但他想秦始皇死的心倒的確是真的。高漸離之母同時哺育了兩個後來勢不兩立的人───高漸離和贏政。高漸離與贏政的沖突構成了該片的戲劇沖突。贏政企圖將高漸離納入自己的統治秩序，從而真正實現他的雄心勃勃的"大一統。"但他的強權作風受到高漸離的不屈不撓的反抗。他們所代表的兩種異質文化水火不相容。贏政隻能以暴力做強硬的"捏合"。弱勢文化暫時低頭，但從來沒有屈服，而是時時刻刻在尋找機會突破。二者都想同化對方，又都在反抗著對方的同化。其實質是都想以自己的意圖改造世界，這是他們的生存的目標和價值。高漸離暫屈在強勢之下，不久他即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櫟陽公主。
櫟陽公主美麗的面容和殘疾的身體象徵了秦國的強盛和嚴重缺陷───缺乏高漸離式的溫情所致。贏政對她的愛也就是對秦國的愛。他極其寵愛自己的這一作品，而極力回避她的病態。高漸離找到了反攻的機會，他與櫟陽公主做愛並使之恢復了健康這一情節包含了一種圓滿的希望───贏政的強大和高漸離的精神相結合將會造就一種完美的制度，那將是陽剛與陰柔的互補後的完整。但贏政還是惱怒了，因為櫟陽是"他的"，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對她的改變都是不可容忍的，那是對他的意志的強姦，對他無上的權威的觸犯。哪怕改變的結果是更好也不被允許。他一意孤行，將她配與了一個武將───另一個暴力的化身，最終導致了她的毀滅。
發行權拍出1780萬元天價
張藝謀的最新電影《英雄》的VCD和DVD的大陸(不包含港臺地區)音像發行權11月30日拍賣，拍賣價格從底價80萬元起一路狂飆，最終以1780萬元的天價成交，這一結果創下了中國電影VCD和DVD發行權的最高價。
據北京晨報報道，在拍賣會上，拍賣師剛剛報出起價80萬元，北京俏佳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便飛速舉拍，一口叫出800萬元的高價，令場內一片嘩然。
此後，《英雄》身價便一路飛升。從1000萬升至1200萬、1280萬、1350萬、1400萬，一個個天價甚至令臺上的拍賣師也激動萬分地喊道："謝謝，謝謝，你們每一次報價就是對盜版的沈重打擊，是對中國影視業的貢獻！"
最終，廣東偉佳音像公司以1780萬元拍得《英雄》版權。
北京娛樂信報報道說，聯手出擊成功競得版權的廣東偉佳音像製品有限公司、廣東飛仕影音有限公司和TCL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表示，他們有信心防止盜版、收回成本。
偉佳音像聲稱，他們將利用輿論向盜版施壓，並將與政府打假部門聯手繼續加大打擊《英雄》盜版的力度。他們非常幹脆地認為以如此高的價格買得《英雄》非常值得。
但北京俏佳人公司的人士認為，廣東偉佳音像這次"注定是不能再贏利的"，而其賺到的廣告效應卻是極其巨大的。
角逐奧斯卡獎
《英雄》投資逾3000萬美元，雲集了李連傑、樑朝偉、張曼玉、章子怡、陳道明等香港和大陸的大牌明星，將代表中國參加明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評選。
為符合參賽資格，《英雄》已於10月24日在深圳新南國影城先期上映。七天試映期間，為防止盜版，放映現場十分保密，防範工作滴水不漏。千呼萬喚的《英雄》首映式將嘗試一種奇特的運作方式，即僅有12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的北京首映式放映完整影片，上海以及廣州的首映式將只放映拍攝花絮及片花。
12月20日，《英雄》在全國正式上映。看過此片的人士表示，影片非常好看，而且非常契合"九一一"後世界呼喚和平的主題。
新畫面影業公司董事長兼《英雄》製片人張偉平說："《英雄》這樣一部前所未有的武俠巨著，薈萃了多位華語世界的優秀演員出演，電影充分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激情展示了中華武術的特殊風採，應該代表中國電影界去參評。能否獲獎是評委的事情，但主創者和製片方都充滿信心。同時感謝廣電總局電影局的支援，使《英雄》能有機會和其他國家的優秀影片一決高低。"
據悉，共有五十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影片參加明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角逐，創下參賽國家和地區數的新紀錄；同時遞送的影片總數也比去年多出三部，阿富汗、孟加拉和乍得都第一次選送符合資格的影片參賽。除了《英雄》以外，參加評選的華語影片還有台灣導演張索池的《最好時光》。
但在先期進行的美國電影金球獎評選中，《英雄》出師不利--阿莫多瓦的《TALK
TO ME》和《上帝之城》搶奪了金球獎評委的目光，成為今年最佳外語片焦點。
金球獎一直被公認為奧斯卡獎的預演，事實証實許多獲得過金球獎的電影最終也奪得了奧斯卡獎，如近年來的《泰坦尼克》、《美國麗人》和《角鬥士》等，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曾在1994年獲第51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獎。
京華時報報導說，為了參加今年的金球獎，《英雄》的美國代理公司米拉麥克斯，只在兩家設備一般的小影院安排放映這部視覺藝朮大片，這給《英雄》在金球獎中贏得好評造成了一種低調的障礙，《紐約時報》等專業評論把熱評給了《TALK
TO ME》和《上帝之城》。
不久前來華的國際著名製片人馬裏奧認為："像《英雄》這樣的外語片角逐金球獎、奧斯卡、影片的代理公司起著關鍵作用，《臥虎藏龍》的成功就是代理公司的傑作，但今年《英雄》沒有這樣的好運，米拉麥克斯將12月最好的檔期給了《我的木偶奇遇記》，美國人還是更喜歡這樣的影片。"
每年的12月是美國電影的最佳檔期，也是奧斯卡評選最關鍵的展映期，而米拉麥克斯公司竟然將《英雄》排在了明年1月13日，按照奧斯卡獎的評選規定，參選2003年度單項獎的影片必須是2002年12月31日前在美國上映的影片，因此，《英雄》不僅失去了參加單項獎的資格，而且在金球獎評選中也氣勢不足，這與《英雄》在國內的聲勢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英雄的對決
張藝謀近來可謂春風得意，《英雄》在全球公映。賺已成定局，只是多少的問題。回憶起來，4年前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的失敗則顯得格外令人費解。
同樣是投資巨大：《荊軻刺秦王》投資達8000萬元人民幣；同樣是明星雲集：鞏俐、李雪健、王志文、張豐毅，連個小角都是周迅、趙本山等明星堆出來的，手筆之大不亞於《英雄》；甚至極具諷刺的是《英雄》中的秦王宮仍是《荊軻刺秦王》中搭的那一個，可《荊軻刺秦王》公映後票房慘敗不說，影評也是惡評如潮。
雖然說英雄不問出身，但兩位"導帝"相異的導演思維讓我們不得不提一提兩人的出身。張藝謀是彈棉花出身，"政治上有問題"、貧寒的家庭對他做導演沒有過多的幫助，他這一路都是在賺生存，賺成功；相反，陳凱歌出身世家，又在好萊塢混過幾年，父母又都是影視界人士，根正苗紅，他生活的本身就是思考怎麼生活得更有哲理、更有品位。
反映在電影上，張藝謀的電影是大家的電影，陳凱歌的電影是自己的電影，張藝謀的電影是一種享受，陳凱歌的電影更多的是一種思索。
從《荊軻刺秦王》到《和你在一起》，雖然陳凱歌表現的手法變得更加大眾、更加柔和，但他一直以自己為中心的電影風格卻沒有改變。在陳凱歌看來，電影不過是他用來表達自己思想的工具，而他想表達的又是一種對大眾世俗價值判斷標準的藐視。可想而知，這種影片的認可度──基本上，很難。
眼看著片子不得市場寵愛，也不討觀眾歡心，陳凱歌又是怎麼看的呢？在公益片《橘子》中，陳凱歌做了回答。今天央視黃金時間將播出的《橘子》是陳凱歌導演的首部公益廣告片，在這部一分鐘的短片中，再次重演了《和你在一起》的最後一幕：主人公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似乎也為《和你在一起》加注了一個結局。這部廣告片最後的主題詞是："教育不僅僅為了知識，愛才是果實。"這裡陳凱歌想說的是：拍電影的目的不是成功，而是快樂。對陳凱歌而言，快樂並非一定要觀眾的認同，能讓觀眾思考，同樣是一種快樂。
生活時報的文章說，以此標準看《英雄》，《荊軻刺秦王》更像一個勝利者。因為《英雄》的劇情實在單薄得可以，除去"一場視覺上的盛宴"和"把耳朵喚醒的音響效果"，還剩下什麼？王道？但成功有很多種，《英雄》的成功是張藝謀式的。
3年前，在一部公益廣告片《知識改變命運》中，張藝謀說："無論是考電影學院還是轉導演，開始的動機都是為了尋找出路，談不上對電影或導演的'熱愛'，而一旦選擇了，我就想把它幹好。"
這段話在《英雄》中得到了很充分的體現，最好的攝影，最好的配樂，最好的服裝，最好的演員......這些加在一起就是一部最好的商業片，至於真的是否如張藝謀所說的"我從小就是一個武俠迷，現在終於如願了"，我看未必。從張藝謀的導演思維及以前的拍片經歷看來，因為《臥虎藏龍》的輝煌而催生了《英雄》的可能性反而要大些。
從1986年的《紅高粱》到現在的《英雄》，張藝謀的電影風格數變。正如他所說的"開始的動機都是為了尋找出路"，在《紅高粱》和《老井》獲得足夠多的榮譽後，他馬上投身商業電影中，連拍了《古今大戰秦俑情》和《代號"美洲豹"》，由於當時的商業片並不能給拍片人帶來多大的好處，於是他回到老路上，在1990年至1994年之間拍攝了《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搖啊搖，搖到外婆橋》5部影片，繼續在國際上撈到不少獎項。1995年，10部大片引進，商業片驟然吃香，於是《有話好好說》頂著"誰說我不會拍商業片"的旗號熱映。其後的《一個都不能少》、《幸福時光》、《我的父親母親》實為避好萊塢大片鋒芒的劍走偏鋒之作。而《臥虎藏龍》的成功以及中國武俠功夫片在國際影壇的地位，讓張藝謀看到了掏老外腰包的機會，於是《英雄》從一開始就面向海外市場。
《英雄》是一種妥協
張藝謀很多早期的影片在中國國內最初被禁止公映﹐中國的電影評論家和觀眾都批評張藝謀近於病態地固戀於中國封建時代的過去和落後的農村﹐並以此迎合外國人對中國的獵奇心理。張藝謀說﹐他早已學會對這種挑剔不予理睬﹐但是近年﹐張藝謀似乎開始將這些批評牢記在心。
中國最成功的導演張藝謀現在試圖以他執導的新片《英雄》而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創造新的高峰。《英雄》這部演員陣容全部由超級明星組成﹐其攝影技巧足讓觀眾心蕩神移的中國武功片在中國官方的至聖所--人民大會堂--首映。今年10月《英雄》在中國深圳進行為期一周的上映以爭取奧斯卡獎提名時﹐中國觀眾曾在票房前徹夜排隊以希望能夠購得一張入場票﹐一些票販子甚至將電影票炒到240美元一張--差不多是中國人平均月收入的兩倍。
12月23日的時代週刊文章說﹐對於張藝謀這位51歲的導演來說﹐事業上的成功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在他作為導演的職業生涯中﹐他卻也一次次地遭遇失望--他執導的第三部電影《菊豆》(Ju
Dou)和第四部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Raise the Red Lantern)雖然都獲得了奧斯卡提名﹐但是在中國最初卻都被禁止在國內上映。張藝謀執導的以黑色幽默表現出的悲劇片傑作《活著》(
To Live)--一部關於在中國大陸30年的政治動蕩中一個普通家庭是如
何掙紮著生存下去的影片--於1994年在嘎納電影節上獲得大獎﹐但是中國大陸的大部份觀眾迄今仍然無法看到。
國際電影界因此時常將張藝謀視為持不同政見導演--雖然張藝謀本人沒有任何成為異議人士的意願。張藝謀希望的是在中國從事他的事業﹐而不是在國外﹐也不是違反中國法律在地下工作﹐他不僅僅已經決心在中國大陸現行的保守體制內追求他的職業生涯﹐而且他將如下目標視為己任--拍攝既能夠讓官方審查人員滿意又能夠達到自己的藝術標準的影片。
時代週刊說﹐正是這一己任在不斷促使張藝謀努力做得更好﹐而《英雄》的完成顯示出他已經成功地接受了這種挑戰。
張藝謀可能只是想使自己能夠在現存的體制中適應下來而已。在中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政治上一直動蕩的情況下﹐完全可以理解人們只求在體制的邊緣上生存下來的願望。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內戰中﹐張藝謀的父親曾參與國民黨軍隊同共產黨作戰﹐在共產黨取得內戰勝利兩年後出生的張藝謀是在被視為叛徒的環境中長大﹔文化大革命中﹐張藝謀被迫離開學校﹐並被禁止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分配給他的工作是政治上最不良分子所能夠得到的--在陝西中部的一個棉紡廠作夜班守門﹔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張藝謀年齡已經太大沒有參加考試的資格﹐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以賣血而得到的錢購買的照相機。
張藝謀的姻兄想法將他的攝影作品讓中國文化部長見到﹐於是﹐1978年春天﹐張藝謀得到到北京電影學院報到的通知﹐當年秋天﹐27歲的張藝謀沒有參加入學考試而成了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第一批攝影專業的大學生。
後來張藝謀轉到導演專業﹐他說﹐他轉專業更多地是出於改變他過去政治上的地位﹐而不是出於任何對電影的興趣。
畢業之後﹐張藝謀作為攝影師參加了同班同學陳凱歌執導的《黃土地》(
Yellow Earth)的攝影﹐正是他在該片中大膽嘗試使他得到了國際電影界人士的注意。但是﹐張藝謀說﹐現在﹐當他重看《黃土地》時﹐他對自己在拍攝該片時赤裸裸的顯示自己在攝影上的野心感到尷尬﹐他說﹐"太炫耀自己了。觀眾可以看到﹐我在想方設法證明自己。"
時代週刊說﹐但是﹐是作為導演﹐而不是作為攝影師﹐張藝謀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和一生的熱情所寄﹐通過《紅高梁》(Red
Sorghum)﹐《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張藝謀而在國外電影藝術界證明瞭自己。
但是﹐很多中國大陸的電影評論家對張藝謀並沒有多少好感﹐他們認為張藝謀以中國封建時代的過去和貧困的中國農村來迎合外國人對中國的獵奇心理。這些評論家認為﹐作為一位中國導演﹐導演應該是利用他的攝像機扮演文化大使的角色﹐改善中國在國外的形像。
時代週刊說﹐對張藝謀的影片﹐中國大陸的觀眾也持同樣態度﹐對於張藝謀近於病態地固戀中國的過去和落後的農村﹐年輕一代的中國大陸觀眾也不喜歡﹐而他們不喜歡的原因差不多是全國一致的--在評論張藝謀早期的電影時﹐張藝謀的一位25歲的助手說﹐"那些電影確實離我們太遙遠﹐同中國人現在的生活絲毫沒有關係。"
張藝謀說﹐他早已學會不理睬對他的這些挑剔。
時代週刊說﹐但是﹐最近數年中﹐張藝謀似乎開始將這些對他的批評牢記在心。
在他1999年拍攝的讓中國觀眾心理感到暖和的《一個不少》(Not
One Less)中﹐他很巧妙地以輕鬆的幽默和歡快得近於煩膩的結局而將一個關於赤貧的農村學生的艱難生活故事變得甜蜜--這種甜蜜的包裝外衣讓中國觀眾和審查人員都感到高興﹐但同時又沒有削弱該片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尖銳評論。
但是﹐有些時候﹐張藝謀作出的這種妥協的結果是藝術上的不那麼成功。張藝謀最近的一部電影《歡樂時光》(Happy
Times)最初是作為關於中國失業工人的故事拍攝的--中國的失業工人在掙紮著維持自己的尊嚴的同時﹐卻不得不接受讓他們的地位更低下的工作。張藝謀說﹐中國國家電影局審查人員要他將電影中描述的對象由失業工人改為退休人員﹔張藝謀同意並作了更改﹐但是他說﹐該片是他所有影片中最差的一部。
現在張藝謀避開那些容易引起爭議的主題﹐而轉向那些技術上要求很高的影片。中國中央政府曾徵召他策劃政府宣傳項目--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和上海主辦2010年世界博覽會的申辦錄像都是他執導﹔今年﹐他還在為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舉辦的面向遊客的生態之友歌舞展覽作指導。
時代週刊說﹐《英雄》--一部關於中國統一的傳奇神話﹐激動人心地激蕩中國觀眾的愛國主義的讚美詩--也同樣地沒有挑舋性﹐它帶給中國觀眾的是一個他們可以感到自豪而毋須多加思考的過去。
張藝謀承認說﹐《英雄》沒有他早期影片中的那種理性和感情影響力﹔他說﹐"《英雄》是一部世態影片﹐它的主題很簡單﹐但是﹐它在視覺藝術上有新的突破。看完《英雄》後﹐觀眾記得的更多的將是它的視覺審美上的成就﹐而不是它所述說的故事。《英雄》的主題就是和平﹐這一主題沒有多少特別讓人興奮的﹐除非是將它放到世態的環境中--在這方面《英雄》有一些新東西"。
張藝謀說﹐"觀眾看《英雄》將不會是為了它的什麼觀點﹐而主要是為了欣賞它的壯觀場面。"
時代週刊說﹐如果有更多的自由的話﹐張藝謀可能會拍攝關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種狂熱和悲劇。最讓張藝謀感動的是那種"在苦難深重之中展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的故事【張藝謀最喜歡的電影是《美麗人生》】
(Life Is Beautiful)和《被太陽灼傷》(Burnt by the Sun)﹐分別以二戰中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史達林時期的大清洗為背景】。
時代週刊引述張藝謀的話說﹐但是﹐在當今的中國﹐"不可能拍這種影片"﹐不僅僅是政府不允許﹐而且是因為"中國的觀眾不想看某些種類影片"。
張藝謀說﹐"對以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之後那種審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審視自己的過去﹐中國人現在已經沒有興趣。"他說﹐"我也不過是作出某種調整﹐以適應當今的中國時代精神。"
時代週刊認為﹐在這種問心無愧的妥協之下﹐張藝謀拍攝了《英雄》﹐但是﹐這仍然是一種壯觀的妥協--它再次證明張藝謀是中國電影界中領袖式夢想者。
對《英雄》批評的批評
不過目前圍繞這部電影的批評聲音不少，大部批評大體有兩類：一是對該劇本身的批評，一是對該劇宣傳的批評。
對《英雄》本身的批評，主要是說其形式大於內容，並且受到擠壓的有限內容（思想）也值得商榷：是否一個帝王可以打著兼濟天下蒼生的旗號而大肆殺伐？由此可以看出張藝謀的骨子裏藏著為霸道張目的奴性。還有一種觀點更指張藝謀不會敘事和抒情，即便可以原諒其思想的謬誤也不能原諒其導演基本功的欠缺。
對《英雄》宣傳的批評，包羅的就相對廣一些。比如說《英雄》班底抵穗宣傳時耍大牌擺烏龍﹔比如有人以第三隻眼看出《英雄》的市場不容樂觀以及張藝謀為此而失魂落魄﹔比如有人批評《英雄》的宣傳秀玩得太過火，特別是對張藝謀這樣的文藝片導演來說尤其如此云云。
這兩類批評其實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即都肇始於市場與思想之間錯位的糾纏。換句話說，批評者是看不慣一個曾經純粹的思想者在商業社會裏為求認同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特別是他居然把市場秀玩得這麼地道，而他本該是拙於此道的，本該是商業原則的受傷者。
顯然，自出道那天起張藝謀就被視為思想家型的導演，張和他的電影也被視為1980年以來先鋒文藝思潮的重要元素，因此當他拍出了《一個也不能少》等也許是有意應和主旋律的電影后，便招致諸如向商業社會妥協的批評。而《英雄》則是一部徹底商業化的片子───張藝謀自己也承認，那些有思想崇拜的人士當然忍不住要說道說道了。張藝謀思想上的"墮落"又直接影響了他宣傳自己電影時的公眾形象。有人就是心懷此種怨懟而對其一舉手一投足都不惜施以冷嘲的，甚至缺乏起碼的禮貌（在網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其實，文藝作品的首要功能是審美，教化只是一種附帶的效果，因而是可有可無的。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誤讀了張藝謀，也許他在拍攝那些被視為深刻的電影時並未怎麼考慮思想。事實上，學攝影出身的張藝謀對電影的純美（感官愉悅）一直是很執著的，只不過在《英雄》裏表現得更突出一些而已。
另外，接受思想教育和進行思想消費是一個意思，不能說前者就清高後者就低俗。實踐表明，思想文化的傳播必須借助于商業渠道才能進行，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東西如果不讓人知道也沒用，而宣傳當然要講求技巧以便達到理想效果。在這方面，台灣的李敖就是個典型。
對於《英雄》的不當批評，也許就是緣于文藝上的誤讀以及這種誤讀在市場中的錯位延伸。
返回頁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