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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肺炎(SARS)帶來的北京政治地震顯示﹐SARS蔓延已經成為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也是對胡錦濤等新領導人的嚴峻考驗。西方媒體認為﹐北京4月20日的果斷措施雖然贏得好評﹐但能否恢復公眾信心還有待觀察。
同時﹐新公佈的數字對於中國來說也顯示危機遠遠沒有得到控制﹐並且面臨更大威脅──SARS向內地蔓延。中國內地落後﹐醫療條件和資源都無法同北京和廣東相比。
紐約時報說﹐何時能再次贏得恐懼和懷疑的公眾的信心﹐SARS危機對於胡錦濤的政治前途有什麼影響﹐目前還不清楚。有些分析家說﹐公眾信心危機接近一九八九年軍隊屠殺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之後那個時期。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政治專家丁學亮(音譯)說﹐"這是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和體制首次受到全球密切關注和壓力。"
胡錦濤公開講話實際上製造了一種罕見而又痛苦的對公眾懺悔。但北京官員自三月初就淡化處理SARS問題。官員們私下說﹐在兩個星期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誰也不願意發表壞消息﹐但究竟是誰下令無視SARS還不清楚。
雖然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由於處理SARS危機不妥而丟官﹐但儘量降低威脅的做法是共產黨的傳統。在全球通訊發達和公眾敢於公開講話的時代﹐那種策略已經行不通。在4月20日的記者會上﹐高強把責任都推到衛生部和北京機構不協調上面。
分析家說﹐中國公民已經習慣於懷疑全國和地方官員﹐但這次SARS危機是每個人都感受到威脅﹐更增加了公眾的猜疑。
丁學亮說﹐幾個星期來中國人都看到自己的政府如何操縱信息﹐SARS對於中國政府也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北京市民對於SARS危機上的最新變化更多的是保留而不是憤怒。語文老師夏燕(音譯)說﹐"最初報告數字低正是我所預料的。但撤銷市長和衛生部長看來是朝著正確方向邁進的一步。"
北京飯店一名清潔工說﹐"一開始都沒有人相信政府﹐但處理SARS問題更進一步破壞人們的信心。"
洛杉磯時報說﹐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中﹐被撤銷黨內職務是他們政治生涯結束的信號。一名北京學者說﹐領導人要在這次危機中發表宣言﹐這些行動等於是兌現承諾。他希望胡錦濤處理這次危機成為向更負責任､更透明政府過渡的一個轉折點。
中國醫生說﹐誤報醫院統計數字是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因為醫院資金同各項指標掛鉤﹐包括死亡率。
華爾街日報說﹐面臨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嚴重的國際危機﹐中國領導人4月20日開始解決信譽問題。他們實際上已經撤銷了兩名高官﹐在對全國電視轉播的新聞發佈會上承認北京SARS病例高出原報數字的十倍﹐北京還取消了一個星期的五一假日。
經過幾個星期的隱瞞和否定之後﹐這種戲劇性轉變顯示中國在目前健康危機中的風險有多大。中國已經是全球貿易體系的一個重要成員﹐每年吸引外資五百億美元。作為二○○八年奧運會的主辦國﹐中國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也更加突出。
這些果斷措施也突出胡錦濤等新領導人面臨的危險挑戰。在同外部世界聯繫日益密切的新中國﹐政府否認SARS蔓延受到本國公民的懷疑。一名全國政協委員說﹐如果問題擴大﹐政府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質疑。這不是小事。
中國前任政府難咎其責
多維社記者梁之綸報導說，一夜之間，中國全變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非典」或SARS突然間成了最時髦的詞語。官方傳媒也不再視之為忌諱，全部以北京的非典型炎暴增為頭版頭條，當中更有不少文章狠批隱瞞疫情的官員，指摘他們此舉無疑是「草菅人命」。基本上，全國的報章都報道了兩名部長級官員下台的消息，但並沒指明他們下台的原因是控制非典型肺炎不力及隱瞞疫情。官方傳媒亦詳細報道各地疫情，甚至出現「SARS重創亞洲經濟」的消息，以及狠批官員欺上瞞下的文章。
為北京兩會而刻意隱瞞疫情
《北京娛樂信報》的評論文章指出，「這種可怕的疫情被隱瞞之後，一旦大規模蔓延，後果不堪設想......對疫情瞞報，無疑是草菅人命，這決非危言聳聽。」文章又不點名指摘北京市長孟學農：「作為地方政府，不能及時公布事實真相，而採取愚民政策，甚至把群眾蒙在鼓，這才是最可怕的。誰視人民生命為兒戲，該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誰就要受到法律的嚴懲。」
《法制日報》亦發表文章，呼籲當局改革現時對重大事件的應急機制。該篇文章認為，應對突發事件，「要規定信息發布制度，對威脅到公共安全的突發事件，政府有責任及時公布相關信息，並做出預測、預報和預警。對那些對公共安全事件處理不當，導致人民生命安全受到損害，或導致事態難以控制的部門和人員，要規定相應的責任。」
假如中國傳媒在SARS泛濫之初即負起責任，假如中國前任政府不是為了迎接北京兩會而刻意隱瞞疫情，中國大陸、香港乃至世界非典型肺炎流行絕不至於如此猖獗。以香港為例，現在查明首例進入香港的帶源者是來自廣州中山醫學院的劉教授，他於2月22日入住京華國際酒店，成為威爾斯醫院大爆發的源頭病人，更把疫症經旅客遠傳至新加坡、越南、加拿大和美國等地。而這時據真正的非典型肺炎流行已經三個月。
廣東劉教授是香港SARS泛濫肇因
2月23日，病重的劉教授進了廣華醫院，向醫護人員主動說明自己曾診治廣州的SARS病人，為什麼沒有引起醫療及衛生部門的關注？事後回看，廣東衛生官員沒有及早公開真相是主要原因，中央宣傳部門為了人大政協兩會即將召開，禁止廣東媒體報道內情，也是重要原因。
《明報》報導說，廣東的報業媒體在2月初已掌握了一定的內情，知道SARS疫潮非同小可，但一直受制於宣傳部門的禁令，不能自由報道。及至有關疫症的謠傳如江河氾濫，經手機信息、互聯網及耳語相傳，造成社會恐慌，民眾爭相搶購板藍根和白醋，廣東省衛生廳和廣州市政府被迫出來闢謠，於2月11日舉行記者會，說染病者只有305人，僅5人死亡，報業媒體便借機發難，希望逼政府作更全面和及時的公布。
以《南方都市報》為例，從2月12日到15日，連續發了3篇社評和一篇時評，附以大篇幅的相關報道，在肯定政府闢謠努力之餘，一再強調非典型肺炎是一場危機，指出廣東缺乏應付危機的意識和機制，要求政府及時地、毫不迴避地將真相告訴市民，不要將危機密封起來。
《羊城晚報》報道不違官方口徑，但也借題發揮，接連以謠言事件的啟迪為題，要求政府處理SARS的措施須既公開又及時，還引述多位專家學者，指信息化時代政府處事不能再用老方法，不能封鎖信息，尤其當關係到老百姓生命安全的重大事情發生時，要讓公眾有知情權。
港府錯誤在於「一無所知」
據熟悉中國人士指出，廣東的媒體不但在版面上大造文章，向衛生部門施壓，還把他們採訪到的不少材料，直接向北京反映，希望新聞封鎖稍為放寬，可惜當時距人大政協兩會召開不足兩周，而今年兩會適值領導人換屆，維持政局穩定成為壓倒一切的考慮，中央宣傳部門很快便下達指示，廣東媒體唯有偃旗息鼓。結果怎樣﹖一直到3月底，廣東衛生當局才公布，到2月底時廣東的SARS個案已激增至近800宗，逾30人死亡。
香港在處理SARS初期，犯了許多錯誤，甚至疫潮源起於京華國際，也是從新加坡和加拿大處得悉。特首董建華也承認，我們起初對這病「一無所知」。如果2月中旬廣東媒體的努力取得成功，廣東及北京衛生部門對疫情的消息封鎖放開一點，香港和世界衛生組織能早一點知道SARS，歷史會很不一樣。
胡溫體制力圖挽狂瀾處理SARS疫情
主政才滿月的中共胡溫體制，以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處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不當，免除他們的職務，決策風格迴異於過去中共主政者，這對中國大陸行政體系在處理SARS疫情上產生的力道有多強，對中共官僚體制未來的運作會產生什麼影響，目前仍然受到外界矚目。
去年十一月在廣東佛山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截至目前每天不斷刷新的疫情報告，令世人驚心。爆發第一起病例的中國大陸，背負的國際輿論批評是沒有健全的防疫通報系統、沒有健全的處理疫情應變機制，及至疫情蔓延，又對國際隱暪疫情。
國際輿論一針見血的批評確實扎到中共的痛處，中共官僚體系對大陸意外事故一貫採取低調、隱暪或報喜不報憂的保守態度有傳統因素和慣例。一九七六年試圖對國際隱暪唐山大地震，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對國際宣稱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等，都是中共官僚體系行事的典型。但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在世界各地資訊暢通幾乎是零時差的今天，當SARS疫情波及世界多國後，中國大陸的力圖遮掩，只會衝擊北京的國際形象，令中共陷入更尷尬的困境。
今年三月中「胡溫體制」才就位，而急待他們處理的是舊官僚體系已束手無策的SARS風暴。胡錦濤接任中共領導人時慷慨陳言「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話語猶溫，挑戰他們的是行政體系的舊觀念和傳統作法。
處理SARS疫情負政策責任的前衛生部長張文康，以及宣揚中國大陸政策的外交系統，在四月初分別召開的中外記者會，都宣稱疫情已有效控制，大陸是一處旅遊、生活、工作都安全的地方。張文康還表示中共願意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遏止SARS，但是當時宣佈的疫情人數不僅無法取信於媒體，對病例的認定標準、統計方式，也無法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的檢驗。中共官方之後宣佈的病例數字、疫情發展，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監督、媒體的追查後也證實強烈失真，隱暪了疫情。
溫家寶於4月2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SARS防治工作，是胡溫體制最高層親抓防治政策的開端。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並於4月16日召開專門討論SARS的工作會議，九名常委一致認為，當前工作的核心是防治炎魔。胡錦濤更言明SARS關係中國大陸的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各地幹部要準確掌握疫情，如實通報，不得緩報、暪報、漏報。透過中共電子及平面媒體報導，胡錦濤和溫家寶馬不停蹄的分別在深圳地區、北京各大中小學、醫療單位、研究單位視察，大陸民眾才逐漸驚覺SARS的嚴重性。
胡溫體制全面動員力挽狂瀾，將防治工作提高到政治層面對待，有多種原因，除了疫情波及多國已引發國際壓力外，在十屆人大中獲得高票過關的胡錦濤和溫家寶，如何處理這次危機，將是回應民心企盼他們推動改革的試煉，也是大陸民眾對他們施政信心的一次考驗。
此外，考慮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形勢，應是胡、溫不敢坐視這次疫情上升的實際因素。根據已公佈的今年第一季經濟情勢，經濟成長達百分之九，進出口貿易以及外資投入都達預期目標，經濟形勢各方看好；而當下在SARS的衝擊下，已知將重創觀光、旅遊、旅館業等，如果不有效遏止疫情，影響層面繼續擴大，今年的經濟成長下挫影響到的，將會是如胡錦濤所說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大陸民心強烈的發出希望中共民主改革的呼聲，但是在老人干政「誰改革誰下台」的掣肘下，釀成遭世人譴責的六四事件；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推動大陸市場經濟，針對當時北方的保守勢力，他喊出「誰不改革誰下台」，造就了近十年在世界不景氣中大陸經濟一枝獨秀的成果。曾經置身這兩件事歷史現場的胡錦濤、溫家寶，應會從歷史的經驗中，尋找出大陸應該走的方向。
SARS中的中國──社會推動政府
<<新聞週刊>>評論文章說﹐很多美國人今天仍然不知道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是胡錦濤﹐但是﹐此次非典型性肺炎(SARS)危機表明﹐從長遠看﹐美國人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個問題並不是最重要的﹐在中國﹐有比胡錦濤這些單個領導人更強大的力量在驅動中國的發展。
中國的政治體系是如此地缺乏透明度﹐以致於當中共現任總書記胡錦濤在2002年11月繼承總書記的職務後﹐沒有一個人能夠肯定地知道胡錦濤將是否是真正控制中國的人物﹐雖然中共中央總書記在理論上應該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
但是﹐非典型性肺炎在中國爆發導致的危機--兩名高級官員因為隱瞞SARS
疫情而被撤職﹐中國政府承認對SARS危機處理不當﹐以及隨後罕見地對外道歉──讓那些所謂中國問題觀察家大跌眼鏡。
<<新聞週刊>>評論文章認為﹐SARS危機表明在關於胡錦濤對中國的控制的兩個問題上﹐這些所謂中國問題觀察家錯了﹐即胡錦濤對中共的控制程度超過這些觀察家們所相信的﹐但胡錦濤對中國社會的控制程度低於他們原來認為的。
當60歲的胡錦濤在2002年11月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候﹐關於他的各方面最讓人注目的是雖然他被指定為江澤民的繼承者已經長達十年之久﹐而外界對他仍然是毫無了解。在中共歷史上﹐等待繼承最高領導人的職位一直是全世界最沒有出路的工作﹕在中共歷史上﹐所有以前的被指定為繼承人的人士都沒有能夠等到實際繼承權力--他們都在繼承權力之前就被中共內部清洗掉。通過保持沉默﹐耐心和恭順長達十年之久﹐胡錦濤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成功等到真正繼承權力的中共指定繼承人。
胡錦濤仍然是一個謎一樣的人﹐但是他上任以來最讓人注目的一點是﹐作用一個中共黨員﹐迄今他居然仍然是那麼恭順。胡錦濤和中國政府總理溫家寶似乎在作出決定之前都考慮公共輿論。同美國政客一樣﹐胡錦濤和溫家寶都試圖通過樹立自己親善貧困的農村而不是富裕的沿海地區的形像--這同中共前任總書記現任中共軍委主席的江澤民形成直接對比--江澤民的政策是關心富裕階級而不是貧困的農民。
更讓人注目的是﹐SARS危機中﹐中國的公共輿論似乎真的在中國政府那裡產生了影響。
此次SARS危機中﹐由於中國政府在疫情上撒謊﹐中國公眾於是轉向互聯網上外國新聞消息來源﹐或者通過手機相互傳遞更可靠的疫情信息。結果﹐中國政府的官方說法和中國公眾事實了解到的關於SARS的信息之間的巨大差距迫使中國政府採取行動。
不管胡錦濤承認中國政府在SARS問題上處理不當是否是處於真意──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隱瞞SARS疫情是經過胡錦濤和溫家寶兩人本人同意的--胡錦濤事實上沒有多少選擇。
<<中國的新統治者﹕秘密文件>>(
China's New Rulers: The Secret Files)一書的作者之一吉勒(Bruce
Gilley)說﹐"隨著中國政府和民間的地位越來越平等﹐中國政府開始懼怕民間。"
很多人士指出﹐胡錦濤是屈服於國際輿論﹐而不是中國公眾輿論。例如﹐<<遠東經濟評論>>文章就指出﹐胡錦濤對SARS危機的姍姍來遲的反應不過是因為他擔心中國經濟和中國的聲譽而已﹐對於國際社會不怎麼關心的中國艾滋病蔓延問題﹐胡錦濤就沒有給予多少關注。
<<新聞週刊>>指出﹐即使胡錦濤真的是屈服於國際社會輿論﹐而不是中國公眾的輿論﹐而對SARS作出了姍姍來遲的反應﹐那麼國際社會中那些主張應該同中國進行接觸而不是孤立中國的人士此次被SARS危機證明是對的。
美國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 Denver)中美合作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趙綏盛(音譯﹐Suisheng
Zhao)說﹐"如果中國今天仍然是一個封閉的國家﹐如果沒有外國人前往中國旅遊﹐SARS問題將不會成為問題。"
很多美國人今天仍然不知道胡錦濤是誰﹐但是﹐從長遠看﹐美國人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個問題並不是最重要的。<<新聞週刊>>說﹐在中國﹐有比胡錦濤這些單個領導人更強大的力量在驅動中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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